作者：錢穆
出處：《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東大，1998.1台灣初版，2005.10台灣二版。
第一講〈如何研究通史〉摘要：
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
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時期劃斷，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察覺。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裡去。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合的方向走。
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做通體的研究。第二種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第三種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但根據某一種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史識（須能見其全，其大，其遠，其深，人所不見處）與史德（要能不抱偏見，不做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的寫，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怎麼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做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
第二講〈如何研究政治史〉摘要：
若講政治，則要重在制度，屬專門史。從前人學歷史，必特別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說中國歷史價值，即在能涵有傳統的政治制度，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制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為何講制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政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慣性。再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我們講到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
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一因 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使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
第三講〈如何研究社會史〉摘要：
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歷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並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即此可證此國家與民族，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然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歷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
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
任何一國與一民族之歷史，必然會有其特殊性。我們絕不認為世界人類歷史，乃遵循同一軌道演進，而相互間可以更無異致者。我們都知道西方封建社會之崩潰，係由自由工商人即中產階級在城市中興起，因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替代了封建社會而興起。近代西方城市興起，在西方史家有許多專書敘述。但中國歷史上之城市，則同時為政治與工商業之中心。惟其中國歷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兩千年以上之歷史綿延者，為數甚多。
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我將試照中國歷史上關於此一方面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游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
二、郎吏時期：此一時段指兩漢言，也可稱為「察舉社會」、「太學生社會」；此時期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亦可稱為「士族興起的社會」或「士族社會」。
三、九品中正時期：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可以稱為「門第社會」的士族確立時期。
四、科舉時期：唐代科舉制度產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一轉型期，我們可以稱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進士時期：我們可以劃分宋之後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
接著略述研究中國社會史之有關書籍材料的問題。中國史籍之記載方法，自有一套體例。若我們不明白其體例，便不知何項材料應向何種書中或書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尋。
如果我們有意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有兩種中國古學必須注意。一是氏姓之學，一是譜牒之學。我們可以說，「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由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另外一種應該注意的史料，便是「方志」。
要研究社會史，應當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研究社會，猶如研究歷史。同時，研究歷史，亦即猶如研究社會。主要在能把握其傳統性，顯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處間幾項一定的關係。
第四講〈如何研究經濟史〉摘要：
中國以農立國，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須，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根據於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做決定。故中國的經濟理想水準主在平。
《論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大學》云：「有德此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荀子云：「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必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第五講〈如何研究學術史〉摘要：
中國歷史上之傳統理想，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而學術則起於社會下層，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環貫通之活潑機體之組織下，遂使中國歷史能穩步向前，以日臻光明之境。我們又可以說，以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為第一人，而孔子繼之。如韓昌黎所說：「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說長。」兩者不同皆在此。
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致歸宗於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將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中國學術之主要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其主要精神，乃再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因此如西方所有純思辯的哲學，由言辯邏輯可以無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統大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絕無僅有。故在中國學術史上，亦可謂並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思想」兩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以後所興起之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只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想」。這因西方近代科學所研究之對象，乃指向於自然界之一切實物與現象，而中國傳統學術所著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實事上。中國本於其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為學術所重，則在通不在專，在彼不在此，此為治中國學術史者所不可不知。宗教在中國社會之所以不發達不長成，因儒家思想內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代替宗教功能了。
西方哲學所求是一套純知識，純理論。他們認為知識與理論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們只是為知識而知識，認為要獲得那套純知識純理論，則應先超乎種種實際事物之外之上來運用思想，然後其所得乃純乃真，然後再把此一套純知識純理論安放近實際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學精神。因 此西方哲學只是一種純真理純知識之愛好與追求。
中國傳統學術可分為兩大綱，一是心性之學，亦可說是德性之學，即正心、誠意之學，反應人生實際問題上，人類所共同並可能的一種交往感應的心理，先秦道家中之莊老，對人類心性方面極有研究；二是治平之學，亦可稱為史學，屬於實踐，墨家墨子特別重視人群治平實踐。但唯有儒家孔、孟，乃於心性治平之學兩途並重，兼道、墨之長，而無其缺，故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之大傳統。
故欲研究中國學術史，首需注重其心性修養與人群實踐。換言之，須從學者本身之實際人生來瞭解其學術。此又與研究西方學術不同，我們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學體系即可，其人並不重要。中國人講人事又有三大目標，即晉叔孫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分等第；中國人所理想，人在群體社會中，所應嚮往所該表現的最高鵠的即是「善」
第六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摘要：
歷史是人事的紀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歷史是屬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少數。中國正史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注重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歷史中心。故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由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
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此下試將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凡逢治世盛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其身跑不上歷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以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特質便會不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歷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歷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第七講〈如何研究歷史地理〉摘要：
地不同，人不同，因此歷史演變也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釋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穌亦不能出生在中國，此有地理和歷史的雙重限制。
中國古時，常把天、地、人三位和在一起講，人處於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經由個別的地，而後再能回復到共通的天，此為人類歷史演變一共同的大進程。人由個別性回歸到共通性，亦為人類文化理想一大目標。只有中國深明此義，並亦依慣保持此趨向，總是合而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個中國。歐洲歷史則不然，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為分裂的。
讀西方史，其各地區之相互爭鬥與此起彼落，頗易見。讀中國史，其各地區之相互融合與彼此配合，其事卻不易見。故而學習中國歷史，更應先熟悉中國地理，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國防形勢不同，經濟命脈不同，種種有關地理狀況之不同之極大差異在內。
再進一步就東西雙方歷史大趨勢言，西洋史是轉動的，自小地面轉向大地面，自低地轉向高地，自溫暖地區轉向寒冷地區。中國歷史趨勢，不好說是轉動的，只好說是拓展的。最先從某一狹小區域，展擴到廣大地區去。由是而再從廣大地區推拓到較狹小地區，從高燥地帶推拓到低濕地帶，從寒冷地區推拓到溫暖地區。講到一個歷史區域在地理上的不斷推拓，只有美國與中國有相似處。中國推拓不僅是地區推擴，同時歷史疆域文化也隨之推廣了，但美國之西拓也不過百餘年歷史，中國卻有五千年歷史。
從前研究歷史地理，多先注意看兩部書，一是《禹貢》，但此書只注意在政治經濟方面，不如《漢書‧地理志》開始注意到各地區氣候、生產、交通條件的不同，而影響到人文活動。
大致來說，古代中國是北方人的，例如孔子便是著例；長江以南地區正式露頭角佔地位要自唐宋始，慧能與朱子是代表；珠江流域出生歷史人物則為更後之事，例如孫中山。
今天的西方人，講歷史人類文化前途，似乎均帶有一種悲觀氣氛。其實西方人自有歷史哲學以來，便是帶有悲觀氣氛的。譬如Hegal，他認為人類最後命運當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Marx的辨證唯物史觀也是悲觀的，以一猶太人認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打倒資產階級，便是對歐洲文化無關痛癢；英國史家湯恩比也是悲觀地認為西方之所以不能統治世界，是內部之因導致。
也有人說，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因形勢是對外，工商業必向外推求，以維持程式的繁榮與存在，因此都市間是既競爭又相互獨立；中國文化植根在農村，都市之出現是由四周農村向心凝結而成，故而具有穩定性。
中國各地，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都有歷史上的名勝古蹟，人物遺風。有人以為中國地理易於統一，不如歐洲地理之易於分裂，卻不知戰國時代各國據地為王一如歐洲諸國，卻仍統一為一個國家。
第八講〈如何研究文化史〉摘要：
文化是全部歷史之整體，我們需在歷史之整全體內尋求歷史之大進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文化」一詞，亦從西方翻譯而來，為理解世界諸多民族、地區，在歷史學之上，近百年來興起一套文化學，可知文化即歷史，但研究文化需有哲學智慧，才能統一其精神來。
研究中國文化除了要有哲學頭腦，並以歷史事實為根據外，亦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討論文化要注意辨異同。
二、討論文化須從大處著眼，不可單看其細小處。
三、討論文化要自其匯通處看，不當專自其別處尋。
四、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五、討論文化應自其優點與長處看，不當只從其劣點與短處看。
接下來略談有關討論文化問題的其他方面：
一是所謂文化精神與文化病。任何一種文化都會出毛病，但文化病往往恰好正從其文化優點上出生。若要把別人長處來彌補自己短處，便有所謂文化交流與文化革新，但亦須注意彼此間相互配合的問題。
二是世界文化與民族文化之別。究竟統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將在何時出現？誰也不知道。毀滅了各民族，何來有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文化傳統，又何來有世界文化？
再來談文化的陶冶與修養，及其承擔與護持。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養與文化陶冶的人，便無法善盡承擔文化與護持文化之責，而陷入文化自大與文化自卑的窘境。
(本書為東華大學歷史學系９５上史學導論研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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