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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吶喊(The Cry) 孟克(Edvard Munch)作(1893)
孟克創作的作品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之交展示頗為頻繁，表示當代人對現代文明的困厄感仍舊強烈。回首現代文明的特質之一：理性主義，在十九世紀晚期以來，有識者已深刻感受到現代文明價值的危機，反應人心苦悶與矛盾之感的作品愈來愈多。身處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挪威畫家孟克(1863-1944)在這幅名作中(有油畫與版畫各種不同表現型態，此為油畫)，充分表現這個「焦慮的時代」(age of anxiety)裏，人所感受的恐懼、壓力與疏離感。圖中人消瘦的身影、扭曲的線條、驚悚的表情、與吶喊的動作，傳達著劇烈的痛苦心情；馬路與護欄的直線與天空的曲線，形成強烈對比，暗示一種緊張性與衝突性，或可說背景曲線代表受苦者吶喊之聲回盪在空中，綿延不絕；人物處於天地之間，彷彿為對立的兩種力量所拉扯，或壓迫；而且此人無法辨其性別與容貌特徵，暗示上述困境乃全人類所有，不分男女與種姓。[1]孟克寫道：「我站在那裡，因害怕而顫抖著，感覺到一聲響亮而且無止盡的吶喊刺破大自然。」前景人物所經歷到的絕望與恐懼，由背後的風景和天空中襯托出來，因痛苦而扭曲的線條與恣意的色彩─黃、綠、紅─彷彿吶喊的聲浪在一波波神經質、非理性的恐懼中擴散開來。[2]
理性主義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提倡而流行。奠基於科學革命的理性主義，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可理解、有規律的世界，而人則有能力辨識這個世界的秩序。理性主義歷來經過三階段批判。孟克的《吶喊》一作，闡述了非理性因素(the irrational)的角色與重要性，挑戰理性主義的有效性。以下將以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前期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展開論述。
二、自由主義的困頓
自由主義不論作為一種思想，還是一種現實政治社會運動當中的實踐綱領，其出現不會早於十七世紀。根據學者研究，一直到一八一二年西班牙自由黨採用了自由派這個名詞之後，「自由派」這個詞才逐漸成為描述特定政治運動的用詞。但是在此一名詞被廣泛使用之前，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已告出現。[3]學者認為自由主義明顯是一種現代世界的思想或意識形態。[4]
由於受十九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再加上思想潮流的影響，自由主義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致來說，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自由主義的色彩是很濃的。只是在一八八零年前後，它卻開始呈現了衰相。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適者生存的論點，生存者並非理性者而是強者，加上自由經濟體制的困難造成關稅保護壁壘，思想與經濟兩方面推波助瀾之下，古典自由主義開始被大幅改造，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也逐漸崛起。[5]很多歷史事件都可以證明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逐漸遭到修改：包括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事件；德國與義大利的統一；美國南北戰爭；一九零六年英國自由黨制定一連串社會立法並放棄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一九一一到一二年間的英國煤礦與鐵路工人大罷工等等。古典自由主義崇尚理性、和平和個人主義、尊重民族自決的要求、支持自由市場與競爭的原則，但在同時崛起的「新帝國主義」(1871-1914)可看出其式微。
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兩次大戰間遭受極右政治勢力的侵蝕。根據學者的研究，自由主義政治形態大幅消退。一九一八到二零年間，歐洲有兩國的立法議會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職權。到了一九二零年代，這數字變成六國；一九三零年代，成長為九國。到了二戰期間，在德國佔領之下，又有五國憲政宣告關閉。一九二零年時，全世界原本一共有三十五個國家擁有民選的立憲政府。到了一九三八年，卻只剩十七國左右了。再到一九四四年全球六十四個國家當中，恐怕僅有十二個民主憲政。[6]
倘若我們以發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為考察對象，從反省自由主義憲政的理論角度切入，至少有兩個背景值得我們重視。[7]
第一個是威瑪共和的失敗。威瑪共和的歷史或威瑪憲法的意義，都是很值得重視的學術與實務問題，在此不贅述其過程。[8]我們只要注意到三點；首先，威瑪德國是一次大戰後歐洲第一個嘗試建立無君主之立憲體制的強權，其成敗涉及歐洲民主制度的前途。其次，威瑪德國希望藉由施行憲政來促成以法治國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官僚體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威瑪憲法是一部社會國憲法，德國希望威瑪憲法能克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威瑪共和的失敗，也代表政治實踐解消意識形態的失敗。
第二個則是納粹體制的經驗。從法治的角度切入，納粹政權於理論問題上，在戰後有「自然法復興運動」討論法實證主義思維方式的批判，從而以賴德布魯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批駁納粹法學家的論述。[9]不過更深入的反省，有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否在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民法治國體制內，原本就潛藏著法西斯甚至極權體制的種子？[10]這個問題到現在依然無法完整解答，不妨先以孟德斯鳩的一段話作結：[11]
以下的狀況是可能發生的，亦即憲法是自由的，而公民並不自由。
或公民是自由的，但憲法並不自由；在這一類的情況裏，憲法提供
了法律上的自由，但卻沒有事實上的自由；而公民事實上是自由的
，但法律上卻不自由。
三、進步觀的興衰
就思想史而言，進步觀在十八世紀已經產生，但就社會史而論，進步觀在十九世紀以後才出現。啟蒙運動以後進步觀出現，與盛衰循環史觀、末日史觀分庭抗禮，只是理性主義的邏輯推論，故只存在於學者之間，並不流行於民間。大眾進步觀的出現是在十九世紀的後期工業革命開始具體改善一般人生活之後；艾德華‧詹納在1796年發現擠奶女工在日常活動中接觸到了牛痘病毒，獲得了天花免疫力，因此詹納引入「種牛痘」法，並用溫和的牛痘病毒取代原先危險的天花接種法。此法的推廣與成效，證明了啟蒙運動的信仰：科學能使自然規律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效力，即為一例。
在科技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生產和交通量的成長上，進步表現得最為顯著。現代機械是以蒸氣為動力，並由鋼鐵製成。一八七零年代，正在醞釀或推出的科技變革刀擴各種渦輪機和內燃機、電話、留聲機和白熱電燈泡、汽車，以及一八九零年代初產或製造中的電影放映機、航空學和無線電報。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觀察家對科技發明的樂觀主義，隨著科技推廣與戲劇化的發明推陳出新而逐步加深。[12]
大眾進步觀的形成既因物質文明的發展與改善[13]，其對進步觀的懷疑亦因物質文明的弊害和災難，是故一次大戰後進步觀開始衰頹；其後更因戰爭、環境汙染、職業災害、乃至於現代生活方式等種種問題，使得進步觀信徒大為減少。值此十九世紀下半時期，沒有人能夠否認物質上的增進改良，的確是一個可取的目標，卻也無計可施，感嘆伴隨著進步而來，道德和智性似乎失落了。[14]
十八世紀經由學者基於對理性的信念所造就的進步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一次大戰期間的流行，代表世人對現代化的肯定和長遠的期待。當進步觀流行之時，反對自由主義理性樂觀精神的力量也在醞釀。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強調潛意識(非理性)對人的行為之重要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適者生存」的教條並不代表文明的進步或理性的勝利，因為「適者」只是「強者」，而未必是「好人」或「講理的人」。McNeill指出，進步觀是由理性主義所建構，但亦由於理性的檢討而破除，這正顯示了理性的力量不僅未因進步觀的消滅而減少，反而可能更為提升。[16]
從學術思想的歷史層面觀察，理性主義經過進步觀的興衰洗禮，對自身進行自我批判，從而達到「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的進境，而不是停留在單純樂觀的境界。[16]至於理性主義所代表的現代性意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所遭遇的困厄與反思，則又是另一個議題。
吶喊(The Cry) 孟克(Edvard Munch)作(1893)
孟克創作的作品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之交展示頗為頻繁，表示當代人對現代文明的困厄感仍舊強烈。回首現代文明的特質之一：理性主義，在十九世紀晚期以來，有識者已深刻感受到現代文明價值的危機，反應人心苦悶與矛盾之感的作品愈來愈多。身處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挪威畫家孟克(1863-1944)在這幅名作中(有油畫與版畫各種不同表現型態，此為油畫)，充分表現這個「焦慮的時代」(age of anxiety)裏，人所感受的恐懼、壓力與疏離感。圖中人消瘦的身影、扭曲的線條、驚悚的表情、與吶喊的動作，傳達著劇烈的痛苦心情；馬路與護欄的直線與天空的曲線，形成強烈對比，暗示一種緊張性與衝突性，或可說背景曲線代表受苦者吶喊之聲回盪在空中，綿延不絕；人物處於天地之間，彷彿為對立的兩種力量所拉扯，或壓迫；而且此人無法辨其性別與容貌特徵，暗示上述困境乃全人類所有，不分男女與種姓。[1]孟克寫道：「我站在那裡，因害怕而顫抖著，感覺到一聲響亮而且無止盡的吶喊刺破大自然。」前景人物所經歷到的絕望與恐懼，由背後的風景和天空中襯托出來，因痛苦而扭曲的線條與恣意的色彩─黃、綠、紅─彷彿吶喊的聲浪在一波波神經質、非理性的恐懼中擴散開來。[2]
理性主義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提倡而流行。奠基於科學革命的理性主義，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可理解、有規律的世界，而人則有能力辨識這個世界的秩序。理性主義歷來經過三階段批判。孟克的《吶喊》一作，闡述了非理性因素(the irrational)的角色與重要性，挑戰理性主義的有效性。以下將以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前期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展開論述。
二、自由主義的困頓
自由主義不論作為一種思想，還是一種現實政治社會運動當中的實踐綱領，其出現不會早於十七世紀。根據學者研究，一直到一八一二年西班牙自由黨採用了自由派這個名詞之後，「自由派」這個詞才逐漸成為描述特定政治運動的用詞。但是在此一名詞被廣泛使用之前，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已告出現。[3]學者認為自由主義明顯是一種現代世界的思想或意識形態。[4]
由於受十九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再加上思想潮流的影響，自由主義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致來說，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自由主義的色彩是很濃的。只是在一八八零年前後，它卻開始呈現了衰相。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適者生存的論點，生存者並非理性者而是強者，加上自由經濟體制的困難造成關稅保護壁壘，思想與經濟兩方面推波助瀾之下，古典自由主義開始被大幅改造，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也逐漸崛起。[5]很多歷史事件都可以證明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逐漸遭到修改：包括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事件；德國與義大利的統一；美國南北戰爭；一九零六年英國自由黨制定一連串社會立法並放棄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一九一一到一二年間的英國煤礦與鐵路工人大罷工等等。古典自由主義崇尚理性、和平和個人主義、尊重民族自決的要求、支持自由市場與競爭的原則，但在同時崛起的「新帝國主義」(1871-1914)可看出其式微。
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兩次大戰間遭受極右政治勢力的侵蝕。根據學者的研究，自由主義政治形態大幅消退。一九一八到二零年間，歐洲有兩國的立法議會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職權。到了一九二零年代，這數字變成六國；一九三零年代，成長為九國。到了二戰期間，在德國佔領之下，又有五國憲政宣告關閉。一九二零年時，全世界原本一共有三十五個國家擁有民選的立憲政府。到了一九三八年，卻只剩十七國左右了。再到一九四四年全球六十四個國家當中，恐怕僅有十二個民主憲政。[6]
倘若我們以發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為考察對象，從反省自由主義憲政的理論角度切入，至少有兩個背景值得我們重視。[7]
第一個是威瑪共和的失敗。威瑪共和的歷史或威瑪憲法的意義，都是很值得重視的學術與實務問題，在此不贅述其過程。[8]我們只要注意到三點；首先，威瑪德國是一次大戰後歐洲第一個嘗試建立無君主之立憲體制的強權，其成敗涉及歐洲民主制度的前途。其次，威瑪德國希望藉由施行憲政來促成以法治國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官僚體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威瑪憲法是一部社會國憲法，德國希望威瑪憲法能克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威瑪共和的失敗，也代表政治實踐解消意識形態的失敗。
第二個則是納粹體制的經驗。從法治的角度切入，納粹政權於理論問題上，在戰後有「自然法復興運動」討論法實證主義思維方式的批判，從而以賴德布魯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批駁納粹法學家的論述。[9]不過更深入的反省，有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否在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民法治國體制內，原本就潛藏著法西斯甚至極權體制的種子？[10]這個問題到現在依然無法完整解答，不妨先以孟德斯鳩的一段話作結：[11]
以下的狀況是可能發生的，亦即憲法是自由的，而公民並不自由。
或公民是自由的，但憲法並不自由；在這一類的情況裏，憲法提供
了法律上的自由，但卻沒有事實上的自由；而公民事實上是自由的
，但法律上卻不自由。
三、進步觀的興衰
就思想史而言，進步觀在十八世紀已經產生，但就社會史而論，進步觀在十九世紀以後才出現。啟蒙運動以後進步觀出現，與盛衰循環史觀、末日史觀分庭抗禮，只是理性主義的邏輯推論，故只存在於學者之間，並不流行於民間。大眾進步觀的出現是在十九世紀的後期工業革命開始具體改善一般人生活之後；艾德華‧詹納在1796年發現擠奶女工在日常活動中接觸到了牛痘病毒，獲得了天花免疫力，因此詹納引入「種牛痘」法，並用溫和的牛痘病毒取代原先危險的天花接種法。此法的推廣與成效，證明了啟蒙運動的信仰：科學能使自然規律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效力，即為一例。
在科技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生產和交通量的成長上，進步表現得最為顯著。現代機械是以蒸氣為動力，並由鋼鐵製成。一八七零年代，正在醞釀或推出的科技變革刀擴各種渦輪機和內燃機、電話、留聲機和白熱電燈泡、汽車，以及一八九零年代初產或製造中的電影放映機、航空學和無線電報。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觀察家對科技發明的樂觀主義，隨著科技推廣與戲劇化的發明推陳出新而逐步加深。[12]
大眾進步觀的形成既因物質文明的發展與改善[13]，其對進步觀的懷疑亦因物質文明的弊害和災難，是故一次大戰後進步觀開始衰頹；其後更因戰爭、環境汙染、職業災害、乃至於現代生活方式等種種問題，使得進步觀信徒大為減少。值此十九世紀下半時期，沒有人能夠否認物質上的增進改良，的確是一個可取的目標，卻也無計可施，感嘆伴隨著進步而來，道德和智性似乎失落了。[14]
十八世紀經由學者基於對理性的信念所造就的進步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一次大戰期間的流行，代表世人對現代化的肯定和長遠的期待。當進步觀流行之時，反對自由主義理性樂觀精神的力量也在醞釀。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強調潛意識(非理性)對人的行為之重要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適者生存」的教條並不代表文明的進步或理性的勝利，因為「適者」只是「強者」，而未必是「好人」或「講理的人」。McNeill指出，進步觀是由理性主義所建構，但亦由於理性的檢討而破除，這正顯示了理性的力量不僅未因進步觀的消滅而減少，反而可能更為提升。[16]
從學術思想的歷史層面觀察，理性主義經過進步觀的興衰洗禮，對自身進行自我批判，從而達到「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的進境，而不是停留在單純樂觀的境界。[16]至於理性主義所代表的現代性意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所遭遇的困厄與反思，則又是另一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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