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Machtgefühl)。即使身居正式來說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的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Leidenschaft; passion)、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üh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判斷力(Augenmaß; sense of proportion, sharp eye, judgment)。
熱情
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Sache)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我所謂的熱情，和我已故的朋友齊默(Georg Simmel)嘗稱為「沒有結果的亢奮」(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種心態，是兩回事。
責任感與判斷力
不論如何誠心，只有熱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再用熱情來追其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判斷力。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知識份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因此，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
虛榮心是政治家的死敵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Eitelkeit)。虛榮心絕對是普遍的，但虛榮是一切切事的獻身和一切距離(在此只對自己的距離)的死敵。
在學院界和知識界，虛榮甚至是一種職業病。
從權力政治心態的若干典型代表內在突然崩潰的例子，我們可以窺出，在他們囂張但完全空虛的作態後面，隱藏的是什麼樣的內在軟弱和無力。這種作態、來自對人類行動的意義(Sinn)最廉價、最淺薄的虛脫麻木(Blasiertheit)的態度。
這裡所謂「虛脫麻木」就是齊美爾在〈大都會和精神生活〉中所說的Blasé。
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
我們必須明白，一切具有倫理意義(ethisch orientierte)的行動，都可以歸屬到兩種準則中的某一個之下；而這兩種準則，在根本上互異，同時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這兩種為人類行動提供倫理意義的準則，分別是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 。這不是說心志倫理就不負責任，也不是說責任倫理便無視於心志和信念。
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善”的目的，往往必須藉助於在道德上成問題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險的手段，冒著產生罪惡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於機率，才能達成。至於在什麼情況下，在什麼程度上，在道德角度言之為善的目的，能夠“聖潔化”(heiligen)在道德上說來堪虞的手段及副作用，就不是世界上任何倫理所能斷定的了。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真意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毅力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dennoch)，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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