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考那年買了這本書，也摘讀過，現在把齊格飛自己的摘讀本放上來。本書可以作為討論台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議論起點。作者是前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論點大多偏向理工學院，對人文社會領域有些偏差，不過正如詮釋學認為「偏見」是理解的起點般，用之討論人文社會領域的改革亦有可觀之處。
曾孝明，《台灣教育的宏觀與微觀》，台北：御書房(2004)
第一單元 政府
1. 一些研究所謂的國家競爭力的人士指出，為了解決一國固有或獨特的問題、需要，在這動力的驅使下，反而可以發展出國際一流卓越全球的技術。(p.23)
第一篇 台灣科技發展的致命傷─薄弱的研發基礎架構和落後的科研管理
2. 衡量一個國家科技產業層次與研發基礎架構完整性的一項重要指標是，該國是否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專業暨科學儀器產業，此種產業與高等教育的研究品質和產業界能否研發出國際頂級產品有密切的關係。(p.27-28)
3. 學術界缺乏執行大型科研計畫的能力，是台灣學術界難以卓越的關鍵(p.54)
4. 針對研發基礎架構、管理、長程科研佈局，政府應當做通盤的檢討與提出可履行的策略。完善的研發架構基礎和優質的教育體系，才是政府在幕後必須投入的工作。建立大學的技術幕僚體系是政府和大學共同的責任，台灣有必要學習歐洲科技先進國家研究計劃撥款單位（研究委員會）的作法，將一學術單位研究總經費的若干比例，授權該單位作為建立專業技術幕僚體系、策略規劃、管理等用途。(p.57)
第二篇 天真無邪童稚級的公共政策與管理
5. 缺乏優質的公共政策研究，一直是科技落後國家明顯有別於科技先進國家的地方，台灣在這方面研究沒什麼成績可言。(p.64)
6. 我國的科技政策與影響，一直鮮少被檢視，但它卻是了解整體公共政策與管理的極佳題材與切入點。(p.64)
7. 被歸類為科技政策類的國內作品，其實對國外科研結構、科研基礎架構暨差異性，國家的科技政策背景、制度面，以及科技政策涵蓋範疇，太缺乏認識。此外，科技先進國在科技政策研究、準則和相關人力資源與培育上，有什麼值得國內參考與省思的地方？國外如何作中、長程科技規劃？我國國家級科研管理單位，為什麼會淪落為庶務單位？這些宏觀議題亦乏人探索。(p.64)
8. 「科技政策」就是一個國家或產業中、長期研究發展計畫、執行方法與過程。科技政策研究就是涵蓋面極廣泛的工作；包括一國的社會與政經背景、產官學三方面的共識與互動情形、高等教育政策、大學與產業文化、科研投資的成效與水準、科技組織架構與管理、科學(技)與研發基礎結構等等項目。(p.65)
9. 政府與國會是制定與辯論政策的單位。每個國家的制度、文化有異，因此各政府與國會的互動關係也有所差別。科技、研發在每一個國家，都是較不受到政治異動而影響的事務。「專業、客觀的科技評鑑」是討論科技政策之前，必須先準備的基本資訊。(p.66)
10. 一個國家懂得善用公眾資源以進行科研投資，創造更高的效率與社會價值，就是科技政策與配套制度的願景。(p.66)
11. 科研計畫管理者必須明瞭被管理者的專業知識，否則無法勝任如此「專業管理」的業務。國家學術研究撥款單位裡的管理者，具有職業球評與裁判的雙重功能。(p.68-69)
12. 如果將學術界所提出的研究計劃案，完全交由同行定奪並評個分數，這豈不是將整個國家的研究資源，交由一群缺乏宏觀思維的研究偏執者胡搞一通。……因此管理國家科研計畫的單位，需要非常專業的團隊。這些人不但要認識國內科研領域的研究計劃主持人，要了解國內整體的研究環境與社會的需求，同時又要了解國際學術研究的動態與展望。科技先進國家科研撥款單位，都設有計劃經理人（programme manager or officer）。歐洲國家的研究撥款單位，各個大研究領域或重要的次領域，設有一位計劃經理人，以負責整個研究領域的審查、考核、資源分配、跨領域協商等等業務。例如物理、化學、一般工程、光電、材料、……。專業經理人需要不斷地吸收科研新知，而且需建立起整個研究領域的廣泛知識，否則根本無法與外界的研究人員溝通，也難以判斷採國際慣用的「同儕評審」所帶來的結果，是否不著重或過於偏頗。(p.69)
13. 科技研究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科技人員具備前瞻、專業偏執的特徵，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現實、地域、利益衝突等議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政策制定者事先要收集與處理資訊，免於被單一團體所壟斷。……在議事過程中的效率與互動，才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考量範圍。因此好的政策制定過程是程序專家，他（她）們對議題有宏觀的知識卻不一定深入。(p.70-71)
14. 建立與解讀科技相關的資料庫，就是政府在擬定科技政策前，最基本又必要的工作。美國國家工程學院、國家科學學院等單位的院士，需要協助解讀這些資料，並做出書面報告。《自然》、《科學》期刊經常報導，美國社會這種主動投入專業公共事務的新聞。(p.72)
15. 探討科技公共政策，需要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題材。科研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政府在科技研究上的投資，就是一個絕佳的跨領域歷史學研究的題材。科技先進國家的學者，在這方面寫了不少書籍，而這些作品受到同行與政府的重視。譬如，經驗豐富的美國歷史學者Appel，最近寫了《使生物學具體化：NSF和美國1945─1975間的生物研究》一本書。以醫學研究著名的約翰霍浦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科學、技術、醫學史教授Stuck，特別為該書在《科學》期刊上寫書評。令人遺憾的是，國內似乎太缺乏這方面的學術研究。(p.72)
16. 國家所需的高級人力資源，最終仍需仰賴由自己的公共政策所灌注並發展起的教育、科研基礎架構為主體。(p.84)
17. 有關研究與專業評估，重視的是以往的紀錄與專業知識所建立起的公信度，這種常識《自然》、《科學》、管理類期刊與圖書經常提到。(p.88)
18. 科技發達的專業社會哩，要檢視國家科技管理最高單位的專業知識、決策過程、專業管理與規劃的能力，其實並不是困難的事情。科技先進國的國家科研管理單位，對國內的科技產業最好只扮演幕後諮詢的角色，而不直接負責產業的管理任務。(p.88)
19. 國科會最主要的業務是，核撥學術研究計劃與規劃國家整體的科研發展方向。先前已提過，每一個國家最主要的科研計畫撥款單位，都應該對國內外產業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否則，根本不應該被授權核撥國家的研究經費。(p.90)
20. 研究經費來自公眾的稅收，利益迴避是學術界應當有的通俗知識。譬如，《自然》、《科學》等等期刊，經常報導各科研界避免發生利益衝突困擾所做的防患措施，並呼籲出現利益衝突會影響期刊的公信與公眾地位。國內的龐大學術界，為何長期不知道這種規範與管理制度！其中，沒有計劃經理人制度是一大關鍵。(p.93-94)
21. 公共政策研究需政府與學術界共同合作，沒有一個科技先進國家會提供機會或獎學金，讓來自科技落後國家的學生，研究該國的科技政策精華與策略。台灣在科研管理及相關作法，應當多學習歐洲瑞士、荷蘭、英國等科技國的作法，而國內大學更應當為自己的社會培育這類宏觀思維的人才。沒有高水準公共政策研究的國家，不可能成為一流、現代化的國家。國內學術界應當體認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與迫切性，而其中政治考量極低的科技政策研究應是絕佳的切入點。(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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