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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還找得到以前自己寫的摘要，太感動了T.T
當我們要回答「什麼是歷史？」一問題時，有意識或無意識，我們的答案也必定會反映出我們自己時代的立場，而且也構成為另一個更大問題「我們對社會有什麼看法？」答案的一部。
十九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時代。一八三０年代時，為反對「說教性的歷史」，Ranke提出歷史家的任務「僅在說明事實的真相」；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正好符合從Locke到B. Russell哲學主流的實驗傳統。因為知識實驗論的先決條件是將主體和客體完全分開。
什麼是「歷史事實」？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需要我們慎重的檢討。按照「通俗歷史觀」的看法，有些基本事實是歷史家一致接受的。可是，這種見解需要兩種觀察。第一、歷史家的首要任務並不在這一類的事實，這是他工作分內的必須條件，而不是他的基本任務。正為了這類的事實，歷史家應該乞助於一些所謂歷史的「輔助學問」（Auxiliary science），如考古學、金石學、錢幣學、年代學等。第二個觀察是：確立這些基本事實的必要並不在這些事實本身的任何性質，而在歷史家的一種臆斷（a priori decision）。
即便在今天，研究上古史和中古史的吸引力之一是，所有事實已掌握在我們手裡的錯覺：因為現存的有關過去的少數事實都已是歷史的事實，所以就不必再做那辛苦鑑別的工作了。但對上古史和中古史都有研究的Bury卻說：「上古和中古的紀錄裡滿佈著許多空白。」。曾經有人稱歷史是一塊大Jig-saw(填缺遊戲)，有很多空白的部份。但主要的問題倒不是空白，而在於史料僅被前人所抉擇，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取，都影響後人對於史料運用的極限。
歷史家的另一個重要的難題，他有兩重任務，一方面發掘少數有意義的事實而將它們變為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拋棄其他非歷史的事實。這和十九世紀的「謬論」，歷史不過是搜集許多不可反駁客觀的事實，正好相反。
除事實外，十九世紀也崇拜文獻。在歷史家能夠利用事實之前，不論其存在於文獻與否、必須先加以整理：歷史家賦與事實的用途，我們可稱之為"the processing process"。
Collingwood死後出版的《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闡釋了三個重要觀點：
第一、歷史上的事實傳到我們手裡時絕不能是「純清的」，因為它們不是，也不能是存在於「純清的」形態：他們常常是透過紀錄者的心靈而反射出來的。
第二、歷史家對所討論人物的心境和他們行動背後的思想應具富有想像的了解：我說「富有想像的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而不說「同情」(“Sympathy”)
，因為「同情」很易被目為「同意」。
第三、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瞭解過去。
但Collingwood歷史觀有兩個危險：
第一個是強調歷史家製造歷史的地位，自然的結果，就會否認歷史的客觀性：歷史是歷史家製造的。
第二個危險，如果歷史家必須透過他自己的時代來看研究那一段歷史時代，或者他研究過去的問題作為瞭解現代的關鍵，那末他是會會陷入將事實作為純事實的觀點？或者他是否會堅持，正確解釋的標準在於它是否合乎眼前的目的？依照這個假設，歷史事實變為無價值，而解釋則是一切。
當我們要回答「什麼是歷史？」一問題時，有意識或無意識，我們的答案也必定會反映出我們自己時代的立場，而且也構成為另一個更大問題「我們對社會有什麼看法？」答案的一部。
十九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時代。一八三０年代時，為反對「說教性的歷史」，Ranke提出歷史家的任務「僅在說明事實的真相」；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正好符合從Locke到B. Russell哲學主流的實驗傳統。因為知識實驗論的先決條件是將主體和客體完全分開。
什麼是「歷史事實」？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需要我們慎重的檢討。按照「通俗歷史觀」的看法，有些基本事實是歷史家一致接受的。可是，這種見解需要兩種觀察。第一、歷史家的首要任務並不在這一類的事實，這是他工作分內的必須條件，而不是他的基本任務。正為了這類的事實，歷史家應該乞助於一些所謂歷史的「輔助學問」（Auxiliary science），如考古學、金石學、錢幣學、年代學等。第二個觀察是：確立這些基本事實的必要並不在這些事實本身的任何性質，而在歷史家的一種臆斷（a priori decision）。
即便在今天，研究上古史和中古史的吸引力之一是，所有事實已掌握在我們手裡的錯覺：因為現存的有關過去的少數事實都已是歷史的事實，所以就不必再做那辛苦鑑別的工作了。但對上古史和中古史都有研究的Bury卻說：「上古和中古的紀錄裡滿佈著許多空白。」。曾經有人稱歷史是一塊大Jig-saw(填缺遊戲)，有很多空白的部份。但主要的問題倒不是空白，而在於史料僅被前人所抉擇，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取，都影響後人對於史料運用的極限。
歷史家的另一個重要的難題，他有兩重任務，一方面發掘少數有意義的事實而將它們變為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拋棄其他非歷史的事實。這和十九世紀的「謬論」，歷史不過是搜集許多不可反駁客觀的事實，正好相反。
除事實外，十九世紀也崇拜文獻。在歷史家能夠利用事實之前，不論其存在於文獻與否、必須先加以整理：歷史家賦與事實的用途，我們可稱之為"the processing process"。
Collingwood死後出版的《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闡釋了三個重要觀點：
第一、歷史上的事實傳到我們手裡時絕不能是「純清的」，因為它們不是，也不能是存在於「純清的」形態：他們常常是透過紀錄者的心靈而反射出來的。
第二、歷史家對所討論人物的心境和他們行動背後的思想應具富有想像的了解：我說「富有想像的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而不說「同情」(“Sympathy”)
，因為「同情」很易被目為「同意」。
第三、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瞭解過去。
但Collingwood歷史觀有兩個危險：
第一個是強調歷史家製造歷史的地位，自然的結果，就會否認歷史的客觀性：歷史是歷史家製造的。
第二個危險，如果歷史家必須透過他自己的時代來看研究那一段歷史時代，或者他研究過去的問題作為瞭解現代的關鍵，那末他是會會陷入將事實作為純事實的觀點？或者他是否會堅持，正確解釋的標準在於它是否合乎眼前的目的？依照這個假設，歷史事實變為無價值，而解釋則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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