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史亦哲且習法

篇名：〈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作者：李澤厚
出處：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3-39。

問題意識：
「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眾多論著常常籠統地歌頌它們，較少注意二者的複雜關係及由此而來的思想發展和歷史結果。本文試圖對此做些初步探討。

內容摘要：
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
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雜誌，在〈敬告青年〉這實際的發刊辭中，以中西文化對比的方式，抨擊了各種傳統觀念，提出了六項主張，鼓吹「科學與人權並重」，這即是不久後提出「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的先聲。《新青年》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第一次全面、猛烈、直接地抨擊了孔子和傳統道德，第一次大規模、公開、激烈地反對傳統文藝，強調必須以口頭語言(白話)來進行創作。以道德和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的新文化運動，洶湧澎湃地開展起來。
新文化運動在其發展初期，是延續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歷史工作，但是這個運動以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激烈新姿態和新方式，帶來了新的性質。而它之所以能在當時作為一個「運動」而興起，獲得廣泛的注意和傳播，則又是特定歷史環境的具體產物。
作者認為近代中國的中心環節就是關於社會政治的討論，並指出從變法(為新運動)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鬥爭始終是先進知識群興奮的焦點。其他一切，包括啟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顧及。而隨著上一代革命者熱情的消退，保守派挾意識形態空白與舊秩序崩潰的時刻捲土重來，而在這萬馬齊瘖的國度裡，陳獨秀先喊出了民主與科學。他在1916年的兩篇論文強調提出了「多數國民之運動」問題。也就是說，以前的洋務、變法、革命，最多也只是運動群眾去實現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結果「多數國民」並沒有得到民主權利，也沒有自覺的民主要求，自然讓極少數人主持宰割。
所以，首要的問題便只能是喚起民眾的覺悟，來自覺自動地爭取民主。與「儒者三綱之說」決裂，接受新文化運動提倡西方「自由、平等、獨立」之說，才能夠改變中國的面貌。從而，主張徹底扔棄固有傳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變成為新文化運動基本特徵之一。更重要的是，這時先進的知識者整個興奮的焦點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
問題的複雜性卻在，儘管心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國民性的改造，是舊傳統的摧毀。它把社會進步的基礎放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與民主啟蒙工作上。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藏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即是說，啟蒙的目標、文化的改造、拋棄傳統，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面貌。所有的舉措都不是為了爭個人的「天賦權利」。所以，當把這種本來建立在個體主義基礎上的西方文化介紹輸入，以抨擊傳統打倒孔子時，卻不自覺地遇上自己本來就有的上述集體主義的意識和無意識，遇上了這種仍然異常關懷國事民瘼的社會政治的意識和無意識傳統。
以上種種，使得這種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就浩大聲勢。五四運動正是如此，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兩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合流的結果是：首先，啟蒙並未立即被救亡淹沒，相反在一個短暫期間內，啟蒙藉救亡運動聲勢大張，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鎮。其次，啟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一方面在政治運動獲得空前勝利，另一方面白話文學運動因之大為開展。
五四學生運動之後，青年們思想和行為大為解放，以得到空前鼓勵的姿態，決定沖破各種傳統羅網，「介紹西洋文化，攻擊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這樣的想法，衍生出兩種行為模式，一是從家庭出走的個體反抗，二是組織理想社會的群體意識。
就從家庭出走的個體反抗而言，要變易「家族本位主義」，否定傳統綱常，首先便是反「孝」。這比譚嗣同的言論更為激進，一者直接批評「至聖先師」孔子，二者則是突出個性解放的實踐行動，最為注目的是婦女解放，因為這可以視之為社會解放的某種尺度。而婦女解放卻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抨擊與迫害，激起政治性的壓制。
就組織理想社會的群體意識而言，青年一代自發地相互聯繫，通過構成團體、組織來追求真理和實踐某種理想，說明當時青年嚮往一種真正完美的理想社會，即不但要超過當時黑暗落後的中國現實社會，而且要超過當時雖先進卻弊病百端的西方資本社會。這種事例最明顯的，便是五四前後轟動一時，吸引了不少青年，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積極幫助，有毛澤東、惲代英等人熱情支持的「工讀互助團」。但此一烏托邦社會的實驗卻因共產步伐邁得最早而引發種種矛盾，致使失敗。
當這兩種行為皆行不通時，魯迅在當時便尖銳地指出「娜拉走後怎樣？」這一問題，不是回歸舊規範，便是像子君那樣的悲慘死去，或是成為社會上的花瓶角色。就是男性的娜拉，也脫離不了被黑暗吞噬或同化，或是退隱的命運。

救亡壓倒啟蒙
個體反抗並無出路，群體理想的現實建構又失敗；那麼，出路究竟何在？明顯的答案之一便是：「改造社會要用急進的激烈的方法，鑽進社會裡去，從根本上謀全體之改造。」繞了一個圈，從新文化運動的著重啟蒙開始，又回到進行具體、激烈的政治改革終。政治，並且是徹底改造社會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點所在。
這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一聲砲響」，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使得這些本以宣傳西方民主自由、以啟蒙民眾為要務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李大釗以及這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瞿秋白、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如此迅速地轉而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這種接受是經過一番自願的思想鬥爭的。其具體原因便正是由於馬列主義有一個一切問題根本解決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而革命後的俄羅斯似乎已經在開始實現它。
總之，對馬列主義的接受、傳播和發展，主要是當時中國現實鬥爭的需要，而不是在書摘中透徹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學術所得的結果。這是因為建黨以後，面對的便是十分緊迫激烈的政治軍事鬥爭和革命戰爭，使得人們來不及做任何理論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動舞台。
所有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飢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但是，就在當時，當以社會發展史的必然規律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的世界觀和行為規約來取代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時，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卻又已經在改頭換面地悄悄地開始滲入。
五四之後，除了接受馬列主義參加救亡─革命這道路之外，另一條繼續從事教育、科學、文化等工作的啟蒙方面，也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但是，公平地說，這條路不但坎坷不平，而且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也不能起什麼重要影響。中國根本沒有提供自由主義者以政治活動舞台的機會。胡適等人1920年代盼望的好人政府仍然只能從屬和依附于封建軍閥，毫無作為。從1920年代起，自由派們的研究、討論也只能是書齋中不起實際作用的空汎議論。
這就是現代中國的歷史諷刺劇。封建主義加上危亡局勢不可能給自由主義以平和漸進的穩步發展，解決社會問題，需要「根本解決」的革命戰爭。革命戰爭卻又擠壓了啟蒙運動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義乘機復活，這使許多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卻籠蓋在「根本解決」了的帷幕下被視而不見。啟蒙與救亡(革命)的雙重主題的關係再五四以後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甚至在理論上也沒有予以真正的探討和足夠的重視。特別是近卅年的不該有的忽略，帶來巨大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