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作者：楊天石
出處：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497-516。
問題意識：
多年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一直被認為是孫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區分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但是，由於孫中山著作和國民黨「一大」有關文件中從未出現過「三大政策」一類提法，因此，學者們不能不關注這一概念的形成、提出時間和它的背景。本文藉著國民黨上海市左派組織所編《中國國民》，結合其他資料，說明此一問題。
內容摘要：
反對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過程中提出的問題
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寄望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支持，但是久無實效。十月革命後，孫中山轉而寄望於俄國，逐漸形成「聯俄」政策。1921年中共成立，在共產國際推動下，孫中山又逐漸傾向於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這就是所謂「容共」政策。
孫中山逝世後，反對這兩項政策的呼聲日強，戴季陶在1925年7月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提出了反對共產黨員跨黨參加政黨，也認為不應將國民革命的成敗交付於蘇俄的支援上。1925年11月23日，林森、鄒魯、謝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翌年3月29日，張繼、林森、鄒魯等77人進一步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兩次會議通過了許多議案，核心意義指向改變孫中山生前所訂而為當時廣州國民黨中央所執行的「聯俄」與「容共」兩項政策。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在上海成立執行部，負責指導蘇、浙、皖、贛，並兼管鄂、川、湘、黔省黨務。1925年5月25日，該會出版《中國國民》周刊，成為上海國民黨左派的言論喉舌。同年10月7日，時任國民黨上海第一區黨部委員的沈雁冰(當時是共產黨員)在該刊上發表〈蘇俄十月紀念日〉一文，概括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運動政策包括了後來「三大政策」的內容。同年12月3日與4日，陳獨秀與國民黨中央分別發表關於聯俄與容共政策的文件，基本上意見極為類似，可見兩者對革命策略有著相當的默契。
柳亞子發表《告國民黨同志書》，沈雁冰總結為「總理的兩個重要政策」
1925年12月29日，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宣傳部長柳亞子的〈告國民黨同志書〉發表，著重論述「聯俄和容納共產黨份子，都是本黨總理孫先生的遺訓」。而沈雁冰在推薦這篇文章時便把它概括為「總理的兩個重要政策」。
由於西山會議派的責難主要指向「聯俄」與「容共」，因此孫中山的「兩個重要政策」的提法曾經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流行過，包括中共中央與蔣介石都曾使用過。
紀念孫中山逝世一週年，施存統首次提出「三大革命政策」概念
1926年3月12日是孫中山逝世一週年。當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青年部出版《總理週年紀念特刊》，施存統(當時是共產黨員)以「復亮」為名發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空前明確地提出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概念，並以廣東國民政府的成立和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為例，說明此皆證明三大革命政策的成功。同時，施存統此文是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轉發的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加以貫徹，但是加入自己理解的寫作。
柳亞子發表《揭破偽代表大會真相》，將「兩個政策」的提法改為「三個革命的重大政策」
西山會議派召集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3月29日在上海開幕，30日，《中國國民》出版《反對叛黨份子之代表大會特刊》，猛烈攻擊該次會議，在這一期特刊中，柳亞子發表《揭露偽代表大會的真相》一文，文章的最重要之點是將他原來的「兩個重要政策」修改為「三個重要政策」。將柳文與施文比較，顯然柳亞子讀過施文，並且接受了它的影響，但是柳文依「聯俄、容共、擁護工農利益」的層次敘述「三大政策」，顯然是更接近後來的想法。
《聲討反動派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傳綱要》再次闡述孫中山晚年「最重要的革命政策」
1926年4月1日，《中國國民》周刊第一期出版，公佈了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頒發的聲討反動派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傳綱要》，共7條，將「三項重要政策」說成「本黨總理晚年所決定的最重要的革命政策之一」，同時將農工問題列為首位，可見施、柳的說法並未得到普遍接納的程度，也不是集體討論的結果。
陳獨秀精練地概括孫中山的「革命政策」，距後來提出的「三大政策」概念實際內容已經相差無幾
陳獨秀在1926年7月6日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批評蔣介石的北伐，9月13日，發表公開信回覆國民黨人的不滿，並將孫中山的革命政策歸納為「擁護農工利益聯俄聯共」，次序上與中共中央在當年3月12日發表《告中國國民黨黨員書》「容納共產黨聯俄擁護工農利益」不同，也認為「聯共」比「容共」更適合表現兩黨的實質關係。
黃埔同學會機關刊物《黃埔潮》同時出現三篇提倡「三大政策」的文章
1926年10月3日，黃埔軍向黃普同學會的機關刊物《黃埔潮》第11期同時出現提倡「三大政策」的三大文章。惲代英在1929年曾經說過：「孫中山本人的著作中，並無所謂三大政策之一名詞，這一名詞據我所知，還是周恩來在三月二十以後，為黃埔左派製造出來的。」
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將「三個政策」寫入決議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通過《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的決議案》，這是「三個政策」這一概念正式進入中共中央決議，並以之作為區分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至1927年，蔣介石逐漸右轉之後，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對這一概念的使用愈廣，「三個政策」也逐漸被「三大政策」的提法所代替了。
結語
如上所述，「三大政策」這一概念形成於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國民黨的內部鬥爭中。它是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對孫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個比較準確的概括。應該承認，所概括的三個政策確實都來自孫中山，不是贗品；也應該承認，三個政策均為孫中山晚年新增，而為前期、中期所無，反映出孫中山晚年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新發展。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在做出這一概括時有從「二」到「三」的發展過程。其最初的目的是反對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後來則是為了反對蔣介石等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民黨上海區黨部聯合會、上海特別市黨部、中共廣東區委、中共中央，以及沈雁冰、施存統、柳亞子、陳獨秀、周恩來和黃埔軍校的「左派學生」們都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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