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維護共和─梁啟超之聯袁與討袁〉
作者：張朋園
出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廿篇《民初政治(二)》，頁157-182。
問題意識：
本文探討舊立憲派的梁啟超在決定與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派妥協，合作對付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舊革命黨來抑制暴民政治的發生，最後因袁世凱稱帝而使合作關係破裂，轉向與舊革命黨合作討袁的一系列過程。
內容摘要：
梁袁關係
戊戌政變以來，梁啟超與袁世凱的關係，應無妥協餘地，如非袁世凱洩密，變法何至功敗垂成！革命以後，張君勱、徐佛蘇等人分析當前的情勢，認為袁世凱實力在握，與之合作為理所當然。支持袁世凱，並與之合作，梁啟超後來解釋其用意在引導與監督。然而就後來發展觀之，梁啟超既未能引導袁世凱，更不能加以監督，一切想法，只是一廂情願。此即民初的梁、袁關係。
從勸說到反抗
自立憲運動以來，梁啟超所採取的便是溫和路線。他指導立憲運動，便以「勸告」與「要求」為原則。民國四年五月初，帝制傳言益甚。梁啟超擬以自己的辯才與馮國璋之實力勸阻袁世凱，因袁世凱巧言而不了了之；其後八月與楊度等籌安會言論作筆戰。十二月袁世凱接受帝位時，梁啟超做了最後一次書面的勸阻。然而終究無有成效。
反袁的基本理論
反對袁氏帝制自為，梁啟超自有一套政治學上的理論，其言之成理，由來有自；帝制之迅速被推翻，與這一套說詞不無關係。「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討袁時期傳送最廣而影響深遠的一篇文字，也就是梁啟超反袁理論的代表作。全文之基本精神在「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語。他的條件是：「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他說求政體變更是進化的現象，而求國體之變更則為革命之現象。梁啟超一向服膺進化論而反對革命，他解釋變更共和而力謀帝制者，視為革命，必須加以反對。在他的理論解釋下，袁世凱稱帝是革命，而護國軍討袁則是正統。
軍務院的構想及善後辦法
梁啟超決計反袁，預料這次舉動將是漫長而艱苦的。諸事必須妥為籌劃，穩紮穩打，期能制勝。他想盡力的方面很多，最先刻意於外交及籌款，似均無所獲。最後前往西南籌組護國軍政府─軍務院，才發揮了他政治家的潛能。軍務院是護國軍的最高機關，其構想幾乎出自梁啟超一人停留於上海期間所想，成熟於與友人的討論。軍務院的構想，表現在五號連續發布的公報中。這五號宣言，完全出自梁啟超之手。第一、宣佈袁世凱的叛國罪行，並討伐之；第二、以黎元洪為合法的繼任者；第三、以軍務院代國務院；第四、宣布軍務院之組織條例；第五、公佈軍務院人事。這五號宣言向全國人報告了一個新政府的誕生，並強調其合法性及崇高的理想。
護國軍起義以倒袁為目的，及至袁世凱突斃，局勢為之一變。當此群龍無首之際，凡是有野心的人都可乘時而起，角逐權力。如果此時沒有一個原則來指導時局的解決方向，民國之失去秩序，已不待軍閥之群起。梁啟超的種種措施，可以說是根據軍務院擁戴黎元洪的原則推演出來的，四則通電及善後六原則的宣布，可以說是針對段祺瑞、馮國璋等實力人物而發，如果他們不以擁戴黎元洪繼任為然，則儘可藉口不恢復約法。如果說梁啟超對再造共和有所貢獻，他所提供的政治見解是關鍵所在。固然時人也有不少持有相同的意見，但是梁啟超奔走呼籲所發生的影響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梁蔡反袁的志氣
梁啟超與蔡鍔從事倒袁，論憑藉，除了梁啟超的一支「富有魔力的筆」及蔡鍔在雲南的一些部屬舊關係之外，可說一無所有。他們認為這次的行動是「為四萬萬人爭人格」其結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敗，但得失皆所不計。如果成功，他們將功成身退，轉入學術界，一心作學問；如果失敗，則準備以身許國，一不逃租界，二不逃外國。兩人能有一致的看法，這與他們深厚師生之誼大有關係。反袁功成之後，兩人雖改變退隱初衷，欲大顯身手以報國，然則因禮教與疾病雙雙退隱，最後使得進步黨為之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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